“有地不種地，坐等糧食來。”

　　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這句順口溜，不少農民張嘴就來。每到“三秋”時節，各種農業機械輪番上陣，馳騁于全區40萬畝糧田。廣袤的鄉間，不見嚴防秸稈焚燒的“紅袖標”，也不見人聲鼎沸的大生產場面。

　　地還在農民的手，糧進了農民的倉，但農民卻能騰出手來，進軍二、三產業。機械化整體耕作，讓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成效顯露。

　　這場耕作模式的“嬗變”，肇始于秸稈禁燒，并在實踐中不斷演化，終成整建制規模經營的探路之舉。

　　整體深耕，破解焚燒難題

　　提起秸稈焚燒，鄉鎮干部莫不犯愁。每年秋收，農村處處點火冒煙，遮天蔽日，嗆人口鼻。無奈之下，基層干部只好在田埂上扎窩棚，輪班值守。盡管費心費力，但效果并不好。

　　農民心里也有委屈：家里沒養牲口，做飯也不再用柴火，除了焚燒，還有啥法子？

　　這樣的困境，臨淄區的黨政干部也經歷過。但時過境遷，情況大為不同?，F如今，全區極少出現秸稈焚燒點，干部省心，農民開心。

　　其實，臨淄區的辦法并不新鮮。說白了，就是玉米收獲同時打碎秸稈，再通過深耕還田。

　　朱臺鎮農委主任謝洪亮解釋，這其中，**關鍵的是農業機械。“秸稈還田過去提了好些年，但因為機械馬力不夠，深耕不夠深，后期小麥播種的時候，很容易就給翻出來，還影響小麥收成，農民肯定不樂意。”

　　2008年開始推廣深耕，臨淄區遇到的難題不少。區財政每畝地補貼40元錢，各街道、鄉鎮視財力情況進行再補貼，農民只需交110元的差價款，就可以享受機械化服務。但沒成想，農民并不買賬。倒不是因為心疼錢，而是怕耕不好、誤了農時。

　　“挨家挨戶去做工作，有的跑好幾趟還不同意，一個字，難。”敬仲鎮白兔丘北村，村不大、人不多，但黨支部書記曹東山費盡了口舌。“等到秋收那幾天，村民、村干部，還有鎮上的干部，都在地頭盯著，生怕出什么婁子。”

　　眼見為實，小麥、玉米畝產均比秸稈禁燒之前提高10%，農民畝均增收230元左右。與此同時，化肥的使用量大為降低，土壤板結現象明顯緩解。嘗到了甜頭的農民，積極性也被激發出來，踴躍補交差價款。時間長了，農民甚至“懶得”到田間地頭“監工”。

　　“現在全區秸稈焚燒的現象基本沒有了，你就是讓農民燒，他也不愿燒了。”臨淄區區長白平和介紹，7年累計減排二氧化碳超過200萬噸，從源頭上解決了秸稈焚燒的問題。“土壤結構改善、土壤肥力提高，有機質含量從2007年的1.8%提高到2014年的2.2%，實現了糧食種植增產增效。”

　　農機包辦，農民三秋不忙

　　解了秸稈焚燒的局，新問題接踵而至。

　　作為工業強區，臨淄的農民大多投身二產三產，真正在家務農的少之又少。但因為惦記家里的二畝三分地，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仍受束縛。許多農民往往是農閑務工，農忙回村。

　　“農民有地有糧才有底，就算出去打工，呆不下去了還能再回來，所以很多人寧要千斤糧，也不愿把地流轉出去。”朱臺鎮槐務村的種糧大戶常玉華，**清楚農民的心思。

　　臨淄區委、區政府意識到，要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黨委政府還得推一把。2010年，臨淄區把統一服務擺在惠農富農的高度，重新定位、完善、延伸。糧食生產“耕種管收全包”，再塑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目標就是讓農民不再種地，而是由農機手來種，這其中的核心是農機服務體系的建設。”臨淄區農機局局長崔國平說，全區普遍由鎮領導包片，機關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戶、包地塊，確保所有種糧地塊和農戶全納入、不遺漏。

　　在朱臺鎮農機站干了30多年的楊士前，再次披掛上陣，領辦農機專業合作社。一開始，因為經驗不足、機械動力小，進展并不順利。在黨委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引入大馬力拖拉機，反復試驗，終于破解技術難題。

　　“現在全鎮7.3萬畝糧田，全是由我們作業，附近鄉鎮還有7萬多畝。”楊士前算了一筆賬，雖說與市場價相比，每畝地的作業費要低20元，但因為成方連片上規模，農機手還是能賺到錢。

　　目前，除晾曬以外，臨淄區40萬畝糧田涉及的生產各個環節，基本實現了機械化整建制耕作。臨淄區還于2013年使用載人飛機大面積防治病蟲害，對全區小麥統一實施飛防作業。30多萬農民農忙時節不再忙，坐等糧食入庫。

　　“全區成立了31家農機專業合作社，各類農機具裝備2.4萬多臺，其中120馬力以上的拖拉機就有1200臺。”崔國平表示，從保有量上看在減少，但裝備水平和質量在提高。“原來要3個農機手的活，現在1個農機手就能干。”

　　把地種好，探路規模經營

　　得益于糧食生產“耕種管收全包”，小麥寬幅精播、玉米晚播晚收等新技術，在臨淄區廣為應用。全區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機械化率達到99%以上。

　　更深遠的變化，在于人的思想。

　　原本“戀地”情結濃重的臨淄農民，漸漸打開心結。近幾年，全區有5萬多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年增加非農收入3億多元。截至2014年底，臨淄區備案的土地流轉面積達到7.1萬畝，規模適度的糧食種植家庭農場和種糧大戶發展到200余家。

　　不過，對于臨淄區委、區政府而言，這場肇始于秸稈禁燒的探索，仍未到達終點。在7年多的實踐中，政府一直是重要的推動力量。“扶上馬、送一程”之后，未來的路怎么走，急需有個答案。

　　“應該說這是一個過渡階段，**終的目的，在于為實現規模、集約經營趟出一條路。”臨淄區區委書記宋振波認為，政府要選擇適當的時機退出，實現政府服務方式的轉型，逐步轉向政策引導和指導監督服務。“未來要推動建立健全現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培育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市場要求的新型經營主體。”

　　今年以來，臨淄區在各村嘗試建立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將各級政府組織逐漸從直接管理和具體參與中解脫出來。通過實施農機服務推進工程，全區將扶持3到5家核心農機專業合作社，培育1000個農機大戶。

　　按照臨淄區委、區政府的構想，以秸稈還田深耕為關鍵環節的糧食生產社會化服務鏈條，還需向玉米籽粒收獲、倉儲等產中、產后環節延伸。全程社會化服務，將成為糧食生產新常態。

　　淄博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畢榮青，此前曾任臨淄區委書記，是這一探索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在她看來，解決“誰來種地、怎樣種地”的問題，臨淄的經驗值得借鑒。“有人種地，還要把地種好；規模經營，更要實現高效益。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打破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實現規模效益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