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糧食生產形勢好轉時，總有人認為結構調整就是調減糧食，這種思維沒有把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政治賬、社會賬、經濟賬統一起來。沒有了糧食安全保障，其他保障都失去了基礎。任何時候，無論怎樣轉、怎樣調，都不能把糧食產能調低了、耕地調少了。

　　日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作出了明確部署，要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這一發展要求，既準確把握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狀態，也指出了農業發展如何適應新常態、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狀況，總體上就是壓力與動力交互、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農業形勢逐年向好，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農業基礎依然不牢，抗御各種風險的能力有限；一方面農產品總量質量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總量與結構、成本與效益、生產與環境的矛盾越來越大；一方面農業技術裝備和科技支撐水平明顯提高，另一方面傳統生產方式、小規模經營和種業等關鍵技術滯后對農業的制約越來越突出。解決這些矛盾與困難，根本出路在于推動農業現代化，具體路徑和現實手段就是切實抓好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可以說，以什么樣的力度推進轉方式調結構，決定了現代農業步伐的快與慢；以什么樣的路徑推進轉方式調結構，決定了農業發展走什么樣的路、結什么樣的果。

　　如何轉方式調結構？在糧食連續增產的背景下，調結構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糧食生產還要不要抓那么緊？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每逢糧食生產形勢好轉時，總有人認為結構調整就是調減糧食。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經歷過兩次結構調整，當時糧食生產分別在80年代中期連續4年增產、90年代中期至1998年連續豐收，這兩次連續增產之后我們都提出了結構調整，但由于調整思路和實踐操作不到位，兩次調整都引起了糧食生產下滑，**后結構調整不得不止步，陷入“空調”。

　　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那種簡單調減糧食生產的思維，沒有把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政治賬、社會賬、經濟賬統一起來。一方面，糧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第一要務，對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沒有了糧食安全保障，其他保障都失去了基礎。任何時候，無論怎樣轉、怎樣調，都不能把糧食產能調低了、耕地調少了。另一方面，即便從經濟賬來算，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使糧食生產成本下降、產量上升，同時品質品種不斷提升，生產加工更加適應市場需求，糧食本身也能成為“收入大戶”。

　　當然，在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背景下確保糧食產能，在轉方式調結構要求下穩住糧食生產，絕不是繼續簡單地以大量消耗水土資源、過度施用化肥農藥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的粗放生產，而是要以提高糧食可持續發展能力為前提，穩產量、提產能，既要穩住糧食播種面積總體穩定，更要在提高耕地質量、強化科技支撐上下功夫，做到數量質量并重，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同時，按照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國家糧食戰略要求，把農業生產由過去保全部、保所有轉變到保重點、保口糧上來，為結構調整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

　　所以，糧食增產不是調減糧食生產的理由，而是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而轉方式調結構的扎實推進，又促進了現代農業的加快發展，使農業生產技術、品質、潛力進一步提升，使農業產業布局、區域布局、產品結構更加科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