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改革論壇 
     當前通貨膨脹形勢、走勢與政策選擇 

    一、什么是影響物價總水平走勢的中長期因素      

    按照經典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價格是對短期總需求擾動的重要調節因素。當總需求發生變化時，在短期內，不是還來不及通過總供給的調整 
，而是通過價格總水平的調整，使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均衡。因此，物價上漲或通貨膨脹是短期的宏觀經濟現象。但是，對于一個處在全球化條件下的開放經濟來說，對于一個轉型期的經濟來說，問題就較為復雜了。比如，對于中國這樣的正處于經濟轉型、體制轉軌的國家來說，總供給函數即生產函數本身會發生較快的變化。對價格總水平而言，生產要素供給條件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支持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主要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的成本較低，這是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重要源泉。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相對豐裕時，其要素的相對價格也會處于較低的水平，當要素供給條件發生了變化，出現了相對短缺時，其相對價格將會提高。從理論上說，這種變化表現為等產量曲線斜率的變化。      

    中國未來面對的更為復雜的情況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對諸如石油、礦產品等資源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控制或掌握在一些國際大國（如美國）和資源大國或國際組織的手中，國際市場上的能源及大宗商品供需關系變化也是長期的和結構性的。      

    與一般的產品不同，要素價格不完全受市場供需關系的調節，制度因素的變化如勞動力市場制度、自然資源使用制度、環境保護制度等也會深刻地影響諸如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價格。目前中國已進入了人均ＧＤＰ２０００美元到８０００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階段，一系列社會問題日漸凸現，如收入差距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環境和能源問題、公共福利供給不公平和覆蓋不足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未來長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公平問題不再從屬于效率，環境不再從屬于經濟發展。國家必須要調整政策，從人的終極的、普遍的社會福利改善出發，強化社會制度的建設。      

    雖然社會制度的建設成本有一部分要政府來支付，但是，這種制度環境的改變，不可避免地要內化為企業的成本，其直接效應是環境、資源和勞動力的成本的普遍上升。      

    由于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是一般產品的基礎投入要素，其成本的上升是普遍的，漲價不會影響企業之間的競爭力，只會影響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所以，在技術條件給定的情況下，基礎投入要素成本上升必定會作用到物價上，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漲，成為影響未來中國物價總水平走勢的長期因素。      

    就長期而言，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的技術進步過程，即全要素生產率（ＴＦＰ）不斷提高。這種生產率的提高對物價的作用是正向的，即生產效率提高，使生產成本普遍下降，導致物價總水平的下降。但是，當技術進步速率放慢時，就會出現生產效率提高，抵消不了要素成本提高的情況。因此，技術性因素也是影響未來中國物價總水平走勢的長期因素。      

    總之，要素市場結構的因素、制度性因素和技術性因素，都是影響未來中國物價總水平走勢的長期因素。      

　　二、要素市場結構因素變化對未來物價總水平走勢的影響 　　 

　　１．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成本      

    近年來，從２００３年開始出現在珠三角地區的“民工荒”現象，在沿海地區蔓延開來。對于中國是否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目前學術界尚有爭論，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將會在２０１３年通過“劉易斯拐點”（蔡 ，《劉易斯拐點及其政策挑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勞動力市場這種結構性變化的一個直接結果是農民工工資總水平的上升。      

    據蔡 的估計，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２００４年以前１０年間僅漲了６０元，而２００５年一年就漲了１００元。另據《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提供的數據，２００６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工資增長了１１．５％，達到９５３元，其中東部地區達到了１２３６元。根據全國各地關于用工的新聞報道，２００７年農民工工資增長的速度更快，全國農民工人均月工資水平超過千元，可能沒有什么懸念。加上各項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實施得更加嚴格，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幅度將更大。根據美林的調查報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及工資上漲，對珠三角地區紡織服裝行業和電子行業造成的成本漲幅，分別為２０％－３０％和３０％－４０％。      

    另外，務工的農民工工資增長還將推高務農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據《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提供的數據，２００６年務農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率高達２９．１％，月均工資達到８２９元，僅比務工的農民工工資水平低１１０元。由于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速度大大地低于工業，務農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推動農業成本的提高，必然要轉嫁到農產品價格上。因此，務農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將成為推動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的一個關鍵因素。      

    按照標準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勞動力成本上升是物價總水平持續上升的主要動力。一旦形成工資成本上升與物價上漲相互推動、螺旋上升的動力機制，達到１０％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這一現象就是所謂的通貨再通脹。工資與物價螺旋上升的機制的形成，一般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建立了按照物價指數的變化，確定工資率即指數化工資的制度（這種制度在歐盟國家中比較盛行）；第二是普遍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目前在中國，指數化工資的制度并沒有建立的跡象，對工資與物價螺旋上升的機制的形成**主要的因素是通貨膨脹預期。一旦普遍的通貨膨脹預期形成，工人在工資談判中就會將物價上漲的因素考慮進去，名義工資就會提高，普遍的名義工資提高又會加速物價的上漲。      

    ２．土地市場與土地成本      

    中國是一個土地嚴重稀缺的國家，人均土地面積為１１．６５ 畝，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同時，目前中國正處于高速城市化時期，城市擴張速度很快，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由于城市化所占用的耕地每年大約為２５０萬畝－３００萬畝，對土地的需求很大。另外，根據國土資源部中國土地勘探規劃院的研究，達到糧食安全線（即糧食自給率為９０％）的耕地保有量為１８億畝。這就是１８億畝耕地保有“紅線”的由來。截至２００６年，全國的耕地保有量為１８．２７億畝，已逼近耕地保有“紅線”。這就說明中國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緊張。      

    然而，目前中國的土地要素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二級市場，土地價格信號嚴重扭曲。２００４年以來，中央加大力度推進土地二級市場建設，商住用地的取得全部要“招拍掛”，工業用地也開始全面納入“招拍掛”。土地價格信號扭曲的現象有所改善。雖然，短期內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局面不太可能被打破，但是，隨著土地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土地價格向反映土地供需狀況的均衡價格方向回歸是一個大趨勢。其結果是土地價格將會不斷地提高，而且這種價格的提高是在土地供給剛性條件下發生的。      

    在土地供給剛性的條件下，對土地需求的擴大，必然引起土地價格的持續提高，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目前中國現有的條件下，土地成本的提高也不是短期的，而是由長期供需結構的因素所決定的。這種土地要素價格長期上漲，勢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到物價總水平上。這也是支持物價總水平上漲的一個長期因素。      

    另外，土地資源供需緊張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糧食價格上。由于土地供給剛性，糧食需求量增長就很難通過增加可耕地面積來解決，目前土地產出率已經比較高，提高糧食畝產將越來越困難，這就會出現土地產出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由此而推高了糧食價格。      

    ３．國際市場因素      

    近年來，中國對石油、鐵礦石和其他有色金融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制造大國，中國需求對國際市場價格的走勢越來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推動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國際市場大宗商品需求大國，對資源供給的控制能力還很弱，定價主導權基本上掌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及國際資源大國手中，中國受制于國際市場的境況，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轉的。中國目前能做的事，只能是改變自身粗放式的生產方式，減輕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中國因素對全球通貨膨脹的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      

    近年來，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快速崛起，這些國家與中國一起被國際社會稱為“金磚四國”。這些國家傳統上是石油、農產品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供給大國。印度是國際農產品大米和礦產品的輸出大國，俄羅斯是國際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輸出大國，巴西是礦產品輸出大國。“金磚四國”的人口規模約３０億，這些國家經濟的崛起，將深刻地影響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供需關系的變化，這也是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長期因素。這種國際性因素，反過來會傳導到國內，成為推動國內物價上漲的重要力量。      

    另外，**近國際農產品市場出現的價格巨幅波動也很值得關注，這種價格巨幅波動到底是短期的，還是長期供需關系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目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很高，三大谷物小麥、大米和玉米的自給率達到了１００％。中國糧食對外依存度高的是大豆和食用油，均達到了７０％左右。另外，目前中國國家糧食儲備量比較充足，因此，目前國際農產品市場上出現的價格波動，近期對中國國內糧價的實際影響較小，但其對中國物價走勢的中長期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三、制度性因素對未來物價總水平走勢的影響 

    １．勞動力市場制度 

    勞動力市場制度環境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勞動合同法》的通過和實施。現在社會各界對《勞動合同法》爭議較多。對于該法從立法角度看是否適當，我們不在這里評論，但該法對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力成本的一個直接的作用是勞動合同期延長了和相對固定了，這樣就使企業根據市場周期調節勞動力用工數量的能力下降了，同時，《勞動合同法》也提高了企業員工對工資待遇的談判地位和能力。 

    應該看到，勞動力市場制度環境變化是與目前政府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的執政理念相吻合。因此，勞動力成本即實際工資率提高及其對物價上漲的推動也是長期的。而且，這種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不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政府要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須做的事情。要想縮小收入差距，普通勞動力的工資上漲率就不能長期低于ＧＤＰ的增長速度。 

    ２．環境和資源保護制度 

    雖然自１９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就建立了“誰污染、誰治理”的排污付費制度，也開始收取資源稅，但是，從目前來看，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遠遠沒有完全內部化，包括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油氣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稅率較低。在經濟發展初期，這種低成本的環境和資源使用，的確提高了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但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這種生產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了，而且是不可持續的。 

    ２００６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將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國家戰略的重要位置，將“節能減排”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這就說明中國目前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以及資源利用正發生制度性的變化。 

    從國際比較看，目前中國支付的環境和資源成本水平太低，這些成本遠遠沒有被釋放出來。隨著中國政府對“兩高一資”產品政策控制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環境和資源的外部成本將會內化為企業成本。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環境和資源成本的上升空間將很大，這種成本提高對物價總水平的影響也是長期的。在不久的將來，環境和資源成本的提高可能是導致物價持續上漲的**重要的因素。 

　　３．價格管制制度 

    價格管制可分為兩類：一類為短期應急性的價格管制；一類為制度性的價格管制。 

    短期應急性的價格管制主要是政府為了對付突發性的短期供給沖擊而進行的價格管制。２００８年１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實施辦法》就屬于這種類型的價格管制。這種類型的價格管制的有效性只適應于短期供給沖擊而產生的非常規的物價上漲。如果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是一種長期趨勢，該政策的負面效果將會逐漸顯現出來，即出現供給短缺和“黑市”，政府控制價格的效果將大打折扣，可能還會適得其反，即過低的價格刺激過度需求，過度需求造成短缺，產生進一步漲價的壓力。 

    制度性的價格管制的問題目前主要表現在電力和成品油上。目前中國實行的是煤炭價格雙軌制，對國家５大電力企業的電煤價格實行的是煤電聯動的半市場化計劃合同價格機制，除此之外的煤炭價格完全放開，而電價則實行價格管制。其結果是，在近幾年電力需求大增的情況下，導致煤炭供給緊張，引起了煤炭價格大幅上漲，而另一方面，國家對電價實行嚴格的價格管制，煤電聯動的機制并沒有得到完全有效的執行。電力企業為了自身生存，減少煤炭庫存，部分電廠停機。這種煤電倒掛的機制，也使電力企業經營遇到很大困難。 

    成品油市場也存在類似情況。目前中國對成品油的價格控制實行的是與國際原油市場部分掛鉤的體制。目前成品油定價機制是從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起實施的，核心內容是國內成品油價格的制定依照新加坡、鹿特丹、紐約三地市場價格。但在實際操作中，國家發改委并未嚴格照此方案調整。可以說目前國內成品油市場價格調整機制尚未形成，同時出于對通貨膨脹的顧慮，使得政府對成品油價格的調整嚴重滯后于國際市場價格波動。２００７年以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大幅上漲，國內成品油價格扭曲現象日益嚴重，２００７年１月份至今，國際油價從５０美元一路攀升至１００美元以上，而國內成品油零售基準價僅上漲了約１０％，國內煉油企業受政策影響虧損嚴重。國內成品油市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油荒頻頻。國內煉油企業的政策性虧損**終還需要政府補貼來彌補。 

    從表面上看，制度性的價格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引發了電力、成品油市場波動，**近主要表現為柴油供應緊張，但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是，刺激了中國經濟對能源的過度需求，使資源不能實現有效配置。這種過度需求包括超額需求和轉移需求。 

    超額需求的含義是：由于對能源價格實行管制及環境和資源使用成本較低，管制價格低于均衡價格，使中國國內對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和需求高居不下，超出了市場均衡價格下的需求，形成超額需求，大排量的轎車在中國銷售很火暴就是一個實際例子。 

    轉移需求的含義是：由于中國國內的能源價格低及環境和資源使用成本低，刺激了國外發達國家的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紛紛向中國轉移，有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或者根本就不在其本國生產了。這部分需求是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的需求，形成轉移需求，中國的鋼鐵生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２００５年以前，中國一直是鋼材的凈進口國，但是到了２００６年以后，鋼材出口急劇上升，僅用兩年時間，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俄羅斯和歐盟，成為國際市場上鋼材的**大出口國。 

    在價格管制下，物價上漲是潛在的，表現為需求壓力。價格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在短期內有抑制價格上漲的作用，但同時會產生長期需求壓力，形成推動價格持續上漲的動力，因此，這種需求壓力不可能長期不作用到價格上，因為這樣做社會所承受的資源錯配代價太大。同時也使得“節能減排”阻力重重，實現目標困難很大。但是，一旦解除了價格管制就有可能演變為管制釋放型的通貨膨脹，這是當前中國政府在治理通貨膨脹中**難以抉擇的事情之一。然而，無論如何，這一因素是推動物價上漲的一個長期因素。 

    四、技術性因素對未來物價總水平走勢的影響 

    如前面所說，從長期來看生產率是不斷地提高的，物價的影響是正向的。但是，這種正向作用主要表現在制造業上，而對于嚴重依賴于資源的行業，起主導作用的往往是邊際產出遞減規律。例如，隨著煤炭或石油的開采量的不斷增加，開發新的煤礦或油田的成本也會大幅度增加。這種負向的生產率變化，將會推動物價的上漲。目前中國在能源開發方面，包含水利電力的開發均出現了這種負向生產率的趨勢。 

    農業也是一個邊際產出遞減十分典型的部門。中國的糧食產量從１９７７年的３億噸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４億噸，用了１０年的時間，從１９８７年４億噸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５億噸，又用了９年時間。從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國的糧食產量一直徘徊在４．３億噸－５億噸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增長，而在此期間，農業的投入則大幅度增加。僅從政府對農業財政支持一項看，中央財政的各項農業支出從１９９６年的７００億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６２５億元（注：２００８年預算數），這還不算被免掉的３００億元－４００億元的各項農業稅費。 

    目前中國出現的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實質上是生產率負向沖擊在農業部門的集中體現。這種生產率負向沖擊絕對不會是短期的，除非國際糧食市場的供給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國際糧價下降。然而，目前出現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和糧食生產大國，對糧食需求持續增長，只能加劇國際糧食市場的供需關系緊張。由此分析，目前所出現的糧食價格上漲將會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但漲幅可能會有所減弱。 

    在當前中國經濟中，生產率對物價的正向沖擊與負向沖擊同時存在。近年來，中國在制造業領域技術創新的速率明顯加快，屬于規模效益遞增的經濟增長形式。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大多數制造業的產品價格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在汽車、家電產品中的表現**為明顯。但是，作為中間產品的能源、原材料、農產品等基礎產品的價格的上漲，必然不同程度地傳遞到制造業產品的價格上。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總水平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造業的生產率對物價的正向沖擊，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由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引起的負向沖擊。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看，在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的時期即所謂新技術革命時期，往往都是物價總水平保持穩定、甚至下降的時期。例如美國，１９２０年代前期和中期、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和１９６０年代前期以及１９９０年代都是美國近代經濟史上物價比較穩定的時期。 

    根據一般的規律，技術進步呈明顯的周期性特點。當技術進步擴展到一定程度，技術進步的速率將會衰減。中國的技術進步屬于學習模仿型的，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和源泉不在中國國內。因此，中國的技術水平與國外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的落差越大，技術進步的潛力就越大。種種跡象表明，目前中國企業在向國外學習模仿新技術方面，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在當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技術創新速度明顯放緩的情況下，可以判定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速率也會放慢。因此，在３到５年內，生產率對物價的負向沖擊可能會大于其正向沖擊。 

    也要看到，目前中國裝備類行業正在崛起，這方面一直是中國的一個弱項。如果裝備類行業技術進步能夠較快地趕上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形勢可能會出現逆轉。因為裝備類行業的技術進步，不僅對制造業產生深刻影響，而且可以極大地推動能源、原材料基礎行業的技術進步，例如，裝備類行業的技術進步將使得對深海石油的勘探和開采變為可行，生產率的負向沖擊將會減弱。因此，應該密切關注裝備類行業技術進步的發展形勢，這對于我們理解和判斷未來物價總水平的走向是很有助益的。 

　　五、對未來中國物價總水平的走勢的基本判斷 

    基本結論是：在短期內，物價上漲的主導因素是短期供給沖擊，而在這種短期供給沖擊的背后，是供需結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近１０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推動物價持續下降的動能逐步減弱；勞動市場結構和制度的變化，將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各種資源要素低價使用狀況將逐漸改變；價格管制所產生的資源錯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些長期性的因素，可能導致我們在今后３－５年中一直會面臨一定幅度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如何采取正確的宏觀政策，既控制貨幣量的增長，穩定住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又保持中國經濟一定水平的增長，是一個重大的挑戰。（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課題組；課題組成員：樊綱 劉憲法 龍隆；執筆： 劉憲法） 

 

發表于 @ 2008年07月18日 09:14:00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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