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僅133.6元，如今已增加到4140元；30年前，我國的貧困人口大約有2.5億人，如今在耕地減少、人口增加的情況下，貧困人口已減至2500萬；30年前，億萬農民只能有一種選擇：“面朝黃土背朝天”，如今2億多農民 走進城市，并逐漸融入其中……

    解放農民：“大包干”釋放農村生產力

    1978年，“文革”已經結束，但中國的農業并沒有走出百弊叢生的沼澤。落后的生產關系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安徽是全國的縮影，雖然是產糧大省，許多農民卻吃不飽肚子。不改革已經沒有出路。

    1978年一個冬天的夜晚，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張包產到戶的秘密約定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個“生死契約”將農民自發的大包干改革蒙上了悲壯色彩，由此也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帷幕。第二年，自1956年起23年未交過一粒糧，且年年吃救濟的小崗村人，一下子向國家交售糧食2.5萬斤。

    鄧小平同志對大包干的創舉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這種適合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生產經營方式很快推向全國，使億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改革激發的生產力令人振奮。經過30年改革，我國糧食總產量連上3500億公斤、4000億公斤、5000億公斤三個臺階。**近4年來，全國糧食生產實現了連續增產。目前，我國糧食、油料、蔬菜、水果、肉類、禽蛋和水產品等產量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聯合國糧農組織駐華代表庫瑞希曾稱贊說：“一個可耕地面積只占世界7%的國家養活了占全世界22%以上的人口，可謂當代奇跡。”

    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糧食大幅度增產的情況下，農民生活顯著改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變化。1978年～2007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67.71%下降到43.1%。思想和眼界大開的中國農民或利用人力、資源、市場、機制等優勢興辦鄉鎮企業，或投身商品流通領域大顯身手。與此同時，大量農民開始進城務工。經過30年的發展，全國兩會上已經出現了農民工代表的身影，政府工作報告給予農民工更多的關注。

    休養農民：稅費改革讓農民休養生息

    然而，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轉向城市，加之城鄉二元體制的嚴重束縛和糧棉價格下跌等原因，“賣糧難”、“增收難”、“就業難”、“負擔重”橫亙在廣大農民面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一時成為“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

    讓農民休養生息，在農村推行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是黨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采取的重大決策之一。2006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舉措是史**前**的，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國家加大了對農民直接補貼的力度。在今年兩會上，一個令人關注的數字是，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三農”投入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這一增長幅度歷史罕見。不久后，國務院又決定，中央財政再增加252.5億元投入，并出臺了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等10項重要措施，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中央把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實實在在地落實在投入上，國家建設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村。2007年全國農機總動力達到7.6億千瓦，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41%，分別是1978年的63.3倍和2.1倍。

    從2004年開始，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連續發了5個“一號文件”，為農村發展吹起了強勁的東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讓廣大農民對未來充滿希望。    

    保障農民：縮小城鄉“二元分治”的鴻溝

    長期以來，一道巨大的鴻溝橫亙在城鄉之間。教育、醫療、交通、就業、保障……在諸多領域，農民無法像城里人一樣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

    進入21世紀，國家在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同時，加速推出一系列縮小城鄉差距的改革。后者雖然沒有前者那樣具有很強的“事件性”，但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卻毫不遜色，有如“于無聲處響驚雷”。

    隨著經濟社會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 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階段。一系列惠及億萬農民的民生政策開始覆蓋農村。

    ——教育保障。2007年，國家在全國農村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使農村1.5億中小學生家庭普遍減輕經濟負擔。

    ——公共衛生保障。由中央政府出“大頭”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輻射全國農村大部分地區，7.3億農民從中受益。

    ——**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一樣，農村社會救助體系也開始建立。2007年，在全國農村全面建立了**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納入保障范圍。

    在教育、衛生、**低生活保障等領域推行縮小城鄉差距的改革后，國家又決定選擇具體區域進行整體改革試點。2007年6月，重慶市和成都市成為我國首次設立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承擔起這項改革任務。

    為了消除農民進城的障礙，重慶正在試點建立農民“退地轉戶進城”的土地流轉制度，農村居民如自愿放棄農村戶籍，可用承包地、宅基地換城市社保和安居住房。不以戶籍，而以居住地社區管理為主，重慶準備對外來工、農民工、社區流動人口在就業指導、義務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保健、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與社區居民同等的服務。我國城鄉之間的鴻溝，有望在這一輪強力改革中加速縮小。

    發展農民：讓農民成為主體

    廣西宜州市合寨村被稱為“村民自治第一村”。1980年2月，這里的果作等6個生產隊的85戶農民，無記名推選產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村民們不會想到，這種具有自我管理性質的村委會組織模式，從此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

    農民創造的自我管理的方式，在1982年憲法中得到了確認。近30年來，村委會選舉，成為億萬農民**好的“民主訓練”；村民自治成了**好的“民主學校”。

    目前，我國村民委員會選舉已經成為常態。據民政部的不完全統計，2005年～2007年，全國31個省份應參選村委會626655個，占村委會總數的98.4%；其中623690個村已完成選舉，全國平均選舉完成率達99.53%。另外，全國農村涌現出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成為農民闖市場的“主心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通過，則是第一次從法律上確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市場主體地位，對于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提升到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新高度。在法治建設的大路上，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正在受到更充分的重視。

    回首30年農村改革大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間探索和總結出的一系列新經驗、新創舉為中國農村發展、城市改革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支持。我們一定要銘記這些經驗：必須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統籌城鄉改革；必須著眼于發展農村生產力和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切實推進農村改革；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農村改革；尊重農民的意愿和首創精神積極推進農村改革；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地推進農村改革。

    改革未有窮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征途中，在中國廣闊的田野上，中國農民一定還會創造出新的奇跡！（信息來源：2008年10月15日 新華網—半月談 記者 段羨菊）